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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台北市第二地政士公會理事長林瑞明專欄）
近期，針對民法第1223條特留分制度之修正，社會再度掀起討論。報載多名立法委員提出刪除兄弟姊妹特留分之草案，法務部亦表達原則支持，惟同時強調須有配套措施以維持制度公平。此一立場看似審慎，實則凸顯當前修法過程中最關鍵的問題-程序參與的不足。
繼承制度牽涉財產分配、家庭倫理與社會安定，其規範核心不僅在於條文設計，更在於社會共識的形成。然而，從實務界觀察，此次修法討論，基層執行者如地政士、公會團體，乃至第一線處理繼承登記的專業人員，似未被充分納入討論過程。制度設計若脫離實務經驗，極可能在施行後產生適用落差，甚至引發新的爭議。
以特留分制度為例，其設計本意在於保障一定親屬之最低繼承利益，避免因遺囑自由而造成過度偏頗。然而，隨著社會型態改變，不婚、不生人口增加，家庭結構趨於多元，原有制度確實面臨調整壓力。問題不在於「要不要改」，而在於「如何改」以及「誰參與決定如何改」。
更值得關注的是遺囑制度本身的高度形式性。依現行法律規定，遺囑須符合嚴格要件，稍有不慎即可能被認定無效，導致當事人之最終意思無法實現。實務上，縱使經由專業人士協助，仍屢見遺囑遭法院否認效力之案例。此一現象反映的，不僅是法律技術問題，更是制度設計未能貼近一般民眾使用情境。
因此，社會上逐漸出現「預先登錄」取代傳統遺囑之構想，亦即透過官方平台或公權力機制，讓民眾生前即可完成具有法律效力之意思表示，並降低形式瑕疵風險。此類制度在若干法域已有類似發展，其核心精神在於以制度降低風險，而非將風險完全轉嫁給人民。然而，這類創新設計，同樣需要廣泛討論與審慎評估，絕非行政機關單方面即可定案。
法律的正當性，來自於程序的開放與透明。當修法僅停留於行政部門與少數政策圈之間，缺乏公聽會、專家諮詢與實務界參與，不僅容易產生制度盲點，更將侵蝕人民對法律的信賴。尤其是繼承制度，涉及人生最後階段之財產安排與家庭關係，一旦設計不當，將直接引發訴訟與社會對立。
政府若真欲推動繼承法制現代化，至少應落實三項基本原則：其一，廣納意見，邀集學界、實務界（如地政士、公證人、律師）及民間團體，透過公開程序形成多元觀點；其二，強化實證基礎，針對現行制度之爭議類型與案件統計進行分析，而非僅憑理念修法；其三，建立配套機制，例如簡化遺囑形式、導入數位登錄制度、完善繼承登記流程等，使法律不僅「可用」，更「好用」。
誠然，理想中的烏托邦社會或許是「道不拾遺、夜不閉戶」的大同世界，但現實世界的制度設計，必須建立在對人性與風險的理解之上。繼承法規的修正，不應只是條文的刪減與重組，而應是一場結合專業、實務與民意的公共對話。
倘若忽視程序正義，縱使立法完成，爭議仍將延續。唯有打開決策之門，讓不同聲音進入體系，法律方能真正回應社會變遷，並獲得長久的信賴與遵循。
（撰文者為執業三十年地政士、現任台北市第二地政士公會理事長）
（本專欄言論非代表本報立場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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